赵燕菁：变局博弈中，这个两难是对中国的考验
《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赵燕菁 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百年未有”这一表述本身，意味着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内在逻辑，就必须将这一判断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而言，资本内部和劳动内部如何竞争？资本和劳动的竞争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并导致全球阶级分化？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如何从这对关系出发进行战略选择？本文从资本-劳动的镜像关系开始，对全球阶级分化、资本-劳动的两难、未来中国的战略选择等作了深入分析。
本文节选自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新作《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参考。
▍资本-劳动镜像关系
由于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资本与劳动存在镜像关系——资本便宜则劳动贵，劳动便宜则资本贵，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将资本和劳动进行拆分，并在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进行重新分配。其中，资本最便宜的美国和劳动最便宜的中国成为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获利最多的两大赢家。
由于美国拥有资本和劳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巨大的国内分裂和阶级冲突必然投射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启动资本获取不再依赖其他商业模式过去剩余的积累，无须压缩当期的消费，而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将未来剩余贴现。信用越好，贴现过来的剩余越多，资本也就越多。由于这些未来剩余尚未实现，因此这一部分财富也被称为虚拟财富，创造虚拟财富的这部分经济（市场、组织）被称为虚拟经济。而与之相对应的真实经济，则被称为实体经济。
显然，若资本估值高，有利于经济的资本型增长阶段；若劳动估值高，有利于劳动型增长阶段。
除了估值，在由资本与劳动两个要素构成的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哪个要素拥有更大的定价权，可以分得更大的剩余份额，取决于哪个要素相对更稀缺。
按照竞争价格理论，若资本不足，则劳动之间相互竞争，劳动的过剩将导致成本更低的劳动赢得更多的资本；若资本过剩，则资本之间竞争稀缺的劳动，劳动的稀缺会令出价较高的资本获得较多的劳动。
“中性”的宏观政策并不存在——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政策，就会损害劳动增长；有利于劳动增长的政策，就会牺牲资本增长。
经济政策其实都意味着要对两个增长阶段进行权衡取舍——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货币与全球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随着货币所受黄金约束的解除，货币的规模大幅增长，结果同时产生了两个效应：
第一，在资本大国，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不再过剩而是短缺——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接近充分就业的就业率、强大的劳动议价能力和偏向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制度。
第二，商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使得增长的两个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空间分工成为可能。
在传统经济中，资本总是不足，过剩的劳动总是追逐有限的资本，导致劳动持续贬值，资本变得越来越贵；
但在现代增长中，由于货币受到的约束解除，资本（主要是货币）变为快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变为慢变量，越来越多的资本追逐较少的劳动，劳动的议价能力迅速上升。
货币的增加不仅改变了经济体内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关系，还解除了对交易半径的约束，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如果过剩的资本输出到劳动过剩的经济体，资本又会因为“资本—劳动”镜像关系获得定价权。这时，世界上就会形成资本输出的“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劳动输出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原本因为资本不足被排除在分工和交易之外的劳动，因资本增加得以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在过去40余年的全球化进程所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国家”，中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美国进而压倒其他主要资本大国，最先成为积累起大规模资本剩余的“中心国家”。
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1994年汇改），压倒其他“边缘国家”，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劳动输出大国。可以说，由于中美两国货币的挂钩，两国的要素才可能被“比较”，美国的资本和中国的劳动才谈得上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全球货币，也就没有全球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承接以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外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绕开了发展资本不足的产业阶段的同时，获得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
在一个供过于求的消费市场上，最终决定竞争胜负的是产业链的加总成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在资本充裕的美国，资本成本是1个单位；在资本不足的中国，资本成本是5个单位。在劳动昂贵的美国，劳动成本是2.5个单位；在劳动过剩的中国，劳动成本是1个单位。就产业链加总后的总成本而言，在美国生产该产品的总成本是3.5个单位，在中国生产的总成本则是6个单位。显然，在美国生产该产品比在中国更有竞争力。但如果把劳动密集阶段转移到中国，总成本则可以进一步降低到2个单位。假设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通过将产业链拆分进行布局后，产品的利润就会比将产业链全部集中在美国增加1.5个单位。通过将产业链拆分，实现全球分工的“中心国家”就会相对于其他“中心国家”更具竞争优势。
结果是，拥有资本比较优势的美国输出资本（产生商品贸易逆差），拥有劳动比较优势的中国输出劳动（产生商品贸易顺差），资本—劳动的空间分离塑造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效率空前高的全球化。
在这样的关系里，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其他也想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其他也想输出劳动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则是互补关系。
增长的两阶段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空间分工，构成了过去40余年全球化的主轴。
中美两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两个领域最大的赢家。
▍全球阶级分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由于增长的两阶段基本上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一国之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的全球化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与布局，“边缘国家”的资本不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中原本因资本短缺而过剩的劳动得以卷入全球分工。
而由于“边缘国家”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中心国家”的劳动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趋势终止，在社会财富增加值的分配中，劳动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
如果把全球看作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你就会发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分离；资本则通过促使全球劳动之间展开竞争，实现了资本剩余的最大化。
全球化把世界划分为四个利益不同、交叉竞争的利益集团：
·“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
·“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
·“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
·“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
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以及“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它们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受损的则是“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它们是全球化的反对者；而“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由于缺少资本，只能作为“中心国家”金融资本和高技术企业的延伸和附属。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心国家”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开始大规模转移到“边缘国家”，凡是不能成功实现在全球配置资本与劳动的产业链都会被市场淘汰。
资本密集阶段和劳动密集阶段的空间分离，使得“中心国家”内部代表资本阶层和劳动阶层的财富迅速分化，财富不断缩水的劳动阶层对坐拥巨大财富的资本阶层表达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不满的具体表达。
特朗普上台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基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丧失就业机会的美国劳动者对美国金融和高科技集团产生的不满。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减税以吸引制造业回归，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打击在全球化中获利的美国金融和高科技集团……都是围绕“重构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实体经济”这一核心来设计的。
2019年香港发生乱象的根源，也在于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停滞。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金融和房地产集团拉高当地消费成本的同时，当时的特区政府没有通过类似于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对劳动者进行财富补偿。怎样重新获得在全球化中受损的香港劳动者的支持，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
▍百年变局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各自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两个利益集团不再接受这样的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
首先，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受损的一方，即被排除在分工之外的制造业和相关劳动不再接受这样的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而华尔街也正逐渐开始脱离硅谷，加上中国作为劳动密集阶段的单一垄断者地位，导致美国的劳动者担心其会丧失对劳动的议价权。“复兴就业密集的实体经济”这一诉求逐渐成为一种政治选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本质上是“美国劳动”与“中国劳动+美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大国的步伐加快。不断生成的金融资本开始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全球收益链顶端的资本密集阶段，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迅速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也开始出现资本过剩、劳动不足的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迫使中国企业向资本密集阶段升级。与其他市场规模较小的“中心国家”不同，可以依赖本土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对美国的金融—高科技企业也开始产生严重威胁，进而对美国依靠本土市场输出美元的经济模式产生冲击，这是过去百年来从未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和受损的两个阶层在对华战略上达成空前的共识。这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远比当年美日贸易摩擦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原因。
而导致中美产业分工断裂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去40余年在中国饱受非议的土地金融（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土地财政”）。正是这个无心插柳形成的资本市场，出乎意料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信用不足的问题。
依靠土地金融，中国的资本市场一骑绝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越了发达国家以传统股票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
2008年中国顶着巨大压力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无意间推动自身摆脱了过去必须依靠顺差“进口”美元才能创造货币的增长模式，出乎意料地进入了和“中心国家”一样的通过信用创造货币的时代。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只能获取单一劳动利益的国家，变为可同时获取劳动和资本复合利益的国家。
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国内经济出现高杠杆、高房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这些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个资本大国才有的特征。
中国的土地金融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世界上唯一与美元周期脱钩的大型资本市场。特别是中国土地市场的资本估值（售租比）比世界上最强大的股票市场——美国股市的资本估值（市盈率）更高，泡沫更大。按照格雷欣法则，廉价的资本赋予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拥有这样强大的资本市场，是现有的“中心国家”都不曾做到的。这就是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断强调“竞争中性”的原因。在贸易谈判中，美国的一个关键诉求就是一定要切断中国政府（土地金融的核心角色）与高科技产业之间的联系。
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劳动必然不足，产业就一定要升级到资本密集阶段。全球长期以来资本剥削劳动的财富分配模式就难以为继，富裕的“中心国家”就要让渡更多的利益给“边缘国家”。因此，阻止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让中国继续为资本提供劳动，是所有“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战略选择
如果“资本—劳动”的镜像关系存在，那么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难”就会成为战略选择的理论基础。
中国其实面临三个独立的战略选项：
第一，资本优先战略；
第二，劳动优先战略；
第三，资本与劳动混合战略。
举凡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不是资本强国。总体而言，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资本不足的状态，资本剥削劳动是世界经济史的主线。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进入资本密集的增长阶段，才负担得起教育、研发、创新等这些迂回的生产流程。
中国的计划经济之所以无法继续，就是因为当时不顾自身资本短缺的现实，强行选择资本密集型赶超战略。
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则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与资本丰沛的国家进行垂直分工。由于能给资本贡献最多的劳动剩余，中国击败了其他劳动过剩的国家，吸收了绝大部分国际资本。
在过去十余年中，凭借土地金融，中国从一个劳动大国变成了一个资本大国，从而使中国有了在“资本优先”还是“劳动优先”之间做出战略选择的可能。如果选择资本优先的发展战略，首先要对两个基本问题做出判断：
第一，中国的资本足够吗？这将决定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能否在资本型增长阶段打败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
第二，中国新增的财富能被公平地分配吗？这决定了中国能否在不依赖外部市场的情况下消纳凭借大量资本创造出的大量产品。
先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足够吗？
资本的多寡取决于信用创造，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还远远满足不了资本创造的需求，只有房地产市场才有可能创造出远超其他资本大国的信用，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土地金融制度决定的。
只要中国不重蹈当年日本打压房地产市场的覆辙（比如大规模征收财产税），仅这个市场本身就可以为资本生成提供源源不断的信用。如果再能汲取美国资本市场的教训，彻底改造现有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则中国在资本创造上的能力就会举世无双。
再看第二个问题：中国新增的财富能被公平地分配吗？
这涉及资本市场与消费的关系。均衡分布的资本会带来财富的广泛增加，这是形成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关键，也是市场规模扩张的关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3亿多城市人口中的资本分布，要远比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在人口中的资本分布均衡，这也是过去十余年中国中产阶级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国家、消费市场超越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只要剩余的10亿多中国人继续沿着这条路径向中产阶级攀升，中国就有可能形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消费市场。依托这一市场，中国就会在大多数贸易问题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但是若采用资本优先的战略，未来中国也将面临美国今天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对资本有利的政策都必然提高贴现倍数，资本对劳动的估值提高会伤害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外移，这些都是其他资本大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过的标准症状。而正是由于“资本—劳动”的镜像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做到在同一时期兼顾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产业。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需要比对手更廉价的巨额资本，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就要求宽货币/财政（贷款生成货币）、降息、加税（货币增信）、强货币（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货币国际化（输出资本）、低关税（输出货币）、高杠杆、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所有这些政策的后果，都会提高虚拟财富在总财富中的估值。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则要求货币中包含更多现金流，以免在与虚拟财富（未来收益贴现）的兑换中吃亏。由于现代货币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越高，货币中虚拟财富的比重就越高，劳动在交易时就越吃亏。而提高货币中现金流的含量，就需要紧货币/财政、加息、减税、弱货币（输出产品）、商品国际化（输出商品）、高关税（保护市场）、低杠杆、通货紧缩（有利于债权人）……所有这些政策的后果，都会提高真实财富（现金流）在总财富中的估值。
在过去四十余年，美国是资本大国，资本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美国以选择第一组有利于资本的政策为主，结果造就了大批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企业，在新技术研发中遥遥领先；而在资本不足的中国，劳动是比较优势所在，因此，中国主要选择了有利于劳动的宏观政策，在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溢的过程中，抓住机会获得了最大的份额。
随着自身资本生成能力的提高，中国开始涉足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资本估值提高（房价上升），开始挤压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的利润，中国的宏观政策开始面对“资本—劳动”镜像效应带来的两难。反映在宏观政策上，就是经常左右两难——打击房地产泡沫不行，防止泡沫破裂也不行；加息不行，降息也不行；加杠杆不行，去杠杆也不行；货币贬值不行，货币升值也不行；资本项开放不行，资本项限制也不行；鼓励海外投资不行，限制海外投资也不行……
中国能否放弃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退回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维持与美国之间的垂直分工？这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意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退出全球化，表明与中国之间的垂直分工不再是美国的选项。中国面临的是与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对决或与美国经济脱钩两种选择。
▍结语
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个增长阶段并存。对于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增长阶段差异巨大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好的转型政策，要能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这就需要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双轨制”。例如，住房应该有两个市场，大量保障性住房服务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方面成功的实例有新加坡的组屋和中国深圳的“城中村”），少量商品房为资本市场定价；汇率政策要区分本币结算和外汇结算；资本市场要采取双重利息，区分用于资本投资还是实体投资……
显然，双轨制由于极易导致套利（例如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被认定是低效率的制度设计。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而广泛存在多样性的经济体，双轨制却可能是最优的选择。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兼容，就有可能在全球化退潮的大环境下，在一个单一货币区内形成资本密集阶段和劳动密集阶段全产业链的集成——发达地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落后地区（包括非洲、越南、印度等劳动过剩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垂直分工，不再依赖“中心国家”的资本和市场，就可以实现与“中心国家”的软脱钩。
当年美国正是因为可以不依赖外部资本的输入，在北美建立了独立且完整的制造—消费体系，实现了与旧大陆的软脱钩，在新大陆基本和平（同旧大陆对比）的条件下，实现了世界霸权的更替。中国是大型经济体，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留给中国的巨大命题。中国将与全球一起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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